朱耷八大山人，本名朱由桵，（约1626年—约1705年）。明末清初人，为明江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江西南昌人，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又用过雪个、个山、个山驴、驴屋、人屋、道朗等号。后来为了传宗接代，改为当道士。通常称他为朱耷，但这个名字用的时间很短。晚年取八大山人号并一直用到去世。其于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朱耷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朱耷擅花鸟、山水，其花鸟承袭陈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其画笔墨简朴豪放、苍劲率意、淋漓酣畅，构图疏简、奇险，风格雄奇朴茂。他的山水画初师董其昌，后又上窥黄公望、倪瓒，多作水墨山水，笔墨质朴雄健，意境荒凉寂寥。亦长于书法，擅行、草书，宗法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董其昌等，以秃笔作书，风格流畅秀健。曾用字号朱耷一生字、号、别号极多，主要有：法名传棨，号雪个、个山、屋驴、人屋，尤以八大山人最为知名。据载，他还曾弃僧入道，改名朱道朗，字良月。在书画上亦有许多画押，如“三月十九日”、“相如吃”、“拾得”、“何园”等，含义较深。另外他署款时常将“八大山人”连缀写成“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愤懑。作为明宗室后裔，朱耷身遭国亡家破之痛，一生不与清王朝合作。他性情孤傲倔强，行为狂怪，以诗书画发泄其悲愤抑郁之情。一生清苦，命运多舛，这形成了天才艺术家必须的人生苦难，更造就了他的艺术价值。其人生平朱耷的父祖都善书画，因此他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顺治末年，当他三十六岁时归南昌，回到青云谱（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坐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哭之笑之--八大山人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清“四僧”之一石涛大师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仍然用石涛的两句话来概括，同样是那样的贴切精当、恰到好处。2000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古字画专场上，有一件八大山人的《孤禽图》十分抢眼，该件拍品尺寸78＊41CM，估价60至80万元，当拍卖师从40万元起叫后，各路买家竞投十分踊跃，其价位迅速从5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随后现场只剩下两位买家，双方都志在必得，结果大连万达集团在400万元的价位上力挫群雄，如果加上佣金，合计达440万元，高出估价5倍多，为八大山人作品的第二高价（此前最高价为《花鸟册》60万美元，1991年纽约佳士得创造），令所有在场的观众惊喜不已。许多观者认为，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尽管整幅作品中只画了一只鸟，但它包含了丰富内涵，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应是物超所值。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书画家、诗人，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为四僧之冠。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生于明朝天启六年，卒于清朝康熙四十四年，享年八十岁。他姓朱，名耷，字法崛，号刀庵、个山、雪个、驴屋、灌园老人、八大山人等，一生所有名号多达55个，以“八大山人”的名声最著。八大山人天赋很高，自幼受祖辈的艺术教养，八岁能写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十九岁时，清兵入关，他遭受到国亡家破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作哑子﹔后又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十三年的僧侣生活，还俗后不久，在江西南昌修建青云谱道院，韬光养晦，取名朱道明，字良月，号破云者，这些名号都寓有怀念明王朝的含义。据谢稚柳先生考订，60岁以前多作“传”、“驴屋”，60岁以后多作“八大山人”、“个”。由于八大山人处于国破家亡的年代，作为明皇室后裔，悲伤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同时，造就了他沉郁、孤独、怪癫的个性，加上当时政治上高压，八大山人只能潜心于艺事，并在艺事上尽情发泄对清统治者的不满。他一生主要从事书画创作，是一位极富个性、创造性的书画家，擅长绘画、书法、诗词、篆刻等，绘画精于花鸟、山水，尤以花鸟著称于世。他的花鸟继承了明代陈淳、徐渭写意的技法，但画风比陈淳更冷峻清逸﹔比起徐渭更狂放怪诞，寓意也更深刻，并达到了“笔简形具”、“形神兼备”的境界。他的山水取法黄公望，但受董其昌的影响更大，山水多取材荒山剩水，渺无人烟﹔树木歪斜，枯枝败叶，意境荒寂。八大山人的书法也是独树一帜，成就极高，只不过画名掩盖了书名，黄宾虹曾认为八大山人“书法第一，画第二”。他的书法早年学欧阳洵的楷书，行书师黄庭坚、米芾、董其昌，后又临钟繇、王羲之的法书，晚年善用秃笔，线条粗细均匀，布置大小参差，流畅圆润，刚劲内涵，处处表现出傲岸不驯的笔致情态。从其艺术特色看，总体可以概括为简、奇、意三个字。简：即绘画以简取胜。八大绘画主张一个“省”字，往往以极其精简的笔墨表现复杂的事物。在他笔下，无论是小鸟、小鱼、小鸡，还是一花、一木、一石，寥寥数笔，似乎已到了不能再少一笔的境地，但能画出对象质感的立体感，非常的生动，这在花鸟画上尤为突出。当然，他的简笔花鸟画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画家通过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把真实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加以其艺术夸张而创造出来，做到“笔不工而心恭，笔不周而意周”。这一点，也是所有古代画家难以企及的。奇：即构图奇特，八大的构图多“截枝式”，形象往往怪异，基本不顾法度，信笔狂涂，这已形成了八大艺术的一大特色。拿其花鸟来说，八大擅画松、荷、石、鱼、鸟，他画的荷，与以往画家有著明显不同，他笔下的荷，不重花而重时，写其临风摇曳、舒转自如的风姿﹔他画的松，高古奇崛，丑中见美﹔他画的鱼、鸟形象夸张，常把鱼鸟的眼睛画成方的，眸子点在眼眶边，白眼朝天，冷光逼人。他有一幅画，画中只有一二条游鱼，别无其它，留下来的空间似乎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烟泼无尽，并留给观者想象余地﹔他的山水构图也是别具一格，常绘“残山剩水”的景致，却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意：即寓意深刻。八大依仗一支笔，从立意、构图和题诗、落款都充分表达对国破家亡的难言陷痛和悲愤凄凉的心境，同时宣泄著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曾作《牡丹孔雀图》题有一诗：“孔雀名花雨作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逢春坐二更”。画面为二只丑陋孔雀，尾拖翎毛三条，站于不稳的石土，以讽刺清王朝。另外他的落款也是独具风格，含意深刻，题时将“八”与“大”、“山”与“人”紧联起来，写成“哭之”或“笑之”的形象，寓有哭笑不得之意，表达他愤世嫉俗，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郑板桥曾题过这样的诗句：“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笔者认为，八大的艺术格调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我们将绘画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次，崇“形”﹔第二层次求“神”﹔第三层次追“意”，那么，八大无疑是属于最高层次，尤难可贵的是，八大的绘画以不能再少的笔墨、不同凡响的构图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这恐怕是绘画的最高境界，也是八大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收藏品的重要原因。他的书画对后人影响极大，郑板桥、赵之廉、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弘一等均受其熏陶。由于八大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造假较多，其中以张大千造假最具水平，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博物馆也十分注意收购八大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一般藏家不会轻易抛出，故市场上已很少见到他的作品，偶有亮相，只要作品可靠，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1989年纽约佳士得曾推出他的《行书白居易诗》以9．9万美元成交，这一价格在当时并不低。1990年纽约佳士得又推出了他的《猫石图》（水墨纸本）以1．8万美元被一买家竞得。1991年他的《荷花》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至34万美元，同年，他的精品《花鸟册》被纽约佳士得拍至60．5万美元，创造了八大作品的市场最高价。1992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后，他的作品偶尔也在拍卖场上亮相，如1995年他的《双鹰松寿图》和《梅石图》在朵云轩拍卖会上分别以22万元和17．6万元成交﹔1998年他的《书画合锦册》在朵云轩拍卖会上被拍至35．2万元，2000年他的《行书乐苑》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9．47万港元成交。鉴于八大山人的艺术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高峰，他的作品市场价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只要市场上出现八大山人的精品，势必会受到海内外名大博物馆和大典藏家青睐。同时八大山人作品的市场纪录还会不断被刷新，让我们拭目以待。特点 特色款 识 特 点八大山人的字、号、别名特别多，他原名统，又名朱耷，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等。后做道士，居“表云谱”。入清后隐其姓名，削发为僧时取法名传綮，字刃庵，用到康熙庚甲（1680年）55岁。号雪个始于41岁，用到55岁。号个山始见于46岁，直到59岁，他还有驴、驴屋、人屋等号，驴款最早见于56岁，最晚是58岁。人屋、驴屋同时使用，60岁以前使用的字，号尚有法堀、掣颠、纯汉、綮雪衲、卧屋子、弘选等。朱耷为僧名，“耷”乃“驴”字的俗写，至于八大山人号，乃是他弃僧还俗后所取，始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所书“八大山人”含意深刻，“八大”与“山人”紧联起来，即“类哭之、笑之”作为他那隐痛的寄意，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艺 术 特 色八大山人善画山水和花鸟。他的画，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如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其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也更加简略。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他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和万个等人，但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一点，不落常套，自有创造。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清代中期的“杨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巨匠，莫不受其熏陶。创作成果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襟怀浩落，慷慨啸歌。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所以画中出现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珠向上，以状白眼向青天。他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形似“哭之”、“笑之”字样。他还有很多隐晦艰涩的诗句跋语，表示对清廷极端的仇恨和蔑视。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炙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有一幅山水册页题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他称慕五代北宁间画家董源、郭熙，以其独特笔墨描绘没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发起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鹊石图轴》（现藏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画中描绘着两只喜鹊立于大石之上，究其画意，具有鹊巢鸠占，翔集浣磐的含义。《诗·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传云：“尸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讽刺清贵不善自谋而强占别人地主。并着意表现双鹊集栖于磐石之上，这不是尸鸠可以占据和动摇得了的。他常画的莲荷松石、梅兰竹菊、芦雁凫鹤、鱼鸭鹰鹿等等，大都象征他性格的倔强与高风亮节。他一生坚不为清廷权贵画一花一大石，而一般农民、贫士、山僧、小儿却很容易得到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这种不屈于权势的精神，历来为人们赞赏与称颂。艺术成就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朱耷对艺术修养与功力铸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读书至万卷，此心乃无惑；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他认为画事有如登高，“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说明他对艺术不断磨炼的精神。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为了纪念这位大画家，解放后已在南昌市青云谱建立了“八大山人纪念馆”（全国第一所古代画家纪念馆）。现存作品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着“东方梵高”的美誉。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如：《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鱼乐图卷》、《杂花图卷》以及《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以及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清初画僧八大山人的作品，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十分鲜明的个人独特风格。八大山人（1626～1705年），俗家姓朱，名耷，江西南昌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宁王朱权的第9代后裔，弋阳王孙。其父朱谋亦能画，因此他自幼习诗文书画，少时即有文名。八大山人20岁时（1645年）明亡，为避祸遂削发为僧，法名传綮，号个山，雪个等。晚年又还俗，别号又有“驴屋”、“驴”等，又以“八大山人”名世。他的绘画、花鸟、山水俱能。清陈鼎的《八大山水传》中说他：“性孤介”故“笔墨雄豪”。但他的“笔墨”不但“雄豪”，而且高度简练，如清秦祖永评议之为：“八大画以简略胜”；郑板桥则戏称之“减笔”。这确是八大山人的绘画最鲜明的个人风格。无论是他笔下的花鸟或山水，堪称得是惜墨如金，寥寥数笔写就的形象结构中几无一赘笔，这就是他之所以能自成一家的最值得关注的特点。然而，我们细察八大山人特创的个人风格之中仍然包涵着极其深邃的历史传统渊源，而绝不是那种浅薄幼稚的“反传统”论者认为“创新”必然排拒“传统”的胡涂见解。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乃是从明代的白阳（陈淳）、青藤（徐渭）一脉传承而来，但经过了他的“简化”笔墨的创新；而他的山水画，则直接从董其昌的画法中化出，故仍为“南宗”传人——老祖宗仍为董（源）、巨（然），但经过了董其昌的创新，再传而至八大山人，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仍包涵着不变的深厚传统，两者决不矛盾。正如八大山人在他的这幅《仿董巨山水》的题跋中所说：董巨墨法迂道人犹嫌其污，其它何以自处耶。要知古人雅处今人便以为不至……“迂道人”指倪瓒，意思是说倪云林虽从董、巨传统而来，但有他自己的独特创新，因此董、巨的墨法在他看来就“嫌其污”了。这一点为八大首肯，他也认为学古人不能死学，必须能变。正如董其昌也曾说过：“学古人不能变，便是篱堵间物。……巨然学北苑（董源），黄子久学北苑，倪迂学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为之，与临本同，若之何以能传世也”。而一向被人谥为“摹古派”的王原祁更说过：“画须自成一家，仿古皆借境耳”。可见，明清时代有许多画家喜欢自榜“临”、“仿”古人，其中心思想只是强调继承传统，而绝非像陈独秀所说的“只知临摹，不会自家创作”本文介绍八大山人的这幅《仿董巨山水》，虽自称“临”董、巨，但我们如果把董、巨的作品与之相比较，即可见得两者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而事实上，这幅作品的丘壑结构、笔墨形式，更接近了董其昌的风格，但又比之更为简结精炼，完全属于八大山人“自成”的“一家”。八大山人身处明清移祚之际，他个人又属天潢贵胄而历国破家亡之痛，这种现实生活的际遇自然会在他的心灵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并且在他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创作中有所表露——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中孕含着一种孤僻、冷峻、忧伤的情感内容，乃植根于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正如郑板桥题他的画时所说：“墨点无多泪点多”。诚为切中肯綮之评。
